經學史研究多關注劉歆爭立《左傳》及《左傳》真僞問題，而對劉歆如何诠釋《左傳》這一根天性問題則語焉不詳。劉著雖散失亡佚，然《左傳正義》《禮制正義》仍存有其诠釋《左傳》之蛛絲馬迹。我們不妨據此而發明其說，這既有助于深入劉歆學術，也有助于理清《左傳》诠釋學史之演進脈絡。
“引傳文以解經，轉向發明”之內涵
《漢書·劉歆傳》載“及歆治《左氏》，引傳文以解經，轉向發明，由是章句義理備焉”，章太炎雲“言傳之凡例，始由子駿發揮”（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），劉師培雲“謂引傳例以通諸他條之經耳”（《春秋左氏傳古例诠微》）。章、劉只是籠統指出劉歆發明傳例並以傳例解釋經文，而未剖析其詳情。
“引傳文以解經，轉向發明”實際是指，劉歆征引他處經文進而革新《左傳》字例，再以所革新字例來重釋本處經文。僖公二十六年經“公以楚師伐齊，取穀”，傳曰：“凡師，能左右之曰以。”劉歆引他年經文“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”“劉子、單子以王猛居于皇”“尹氏、召伯、毛伯以王子朝奔楚”據而斷曰：“諸稱以，皆小以大，下以上，非其宜也。”《左傳》立“以”字爲凡例，以“師出”爲語境。劉歆則置換語境：所舉三處經文並未言及“師出”；“以”字例被置于“小以大，下以上”之新語境。可見，劉歆對《左傳》“以”字例做了革新。其依據所革新之“以”字例再來诠釋此處經文，經文便被賦予了對魯公“小以大”的貶責之義。
尤爲重要的是，劉歆力圖將所革新的《左傳》字例通貫于對全部經文的解釋。襄公二十六年經“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”，傳曰：“書曰‘入于戚以叛’，罪孫氏也。”此年經文，《左傳》示以“書叛”之例。但對于“三叛人”所指涉的他年三處經文，《左傳》的重心卻不在“書叛”“不書叛”而在“賤者不書”。劉歆自然清楚這一點，其所雲“春秋之序，三命以上，乃書于經”即是證供。但劉歆在言及“三叛人”時卻說：“三叛人以地來奔，不書叛，謂不能專也。”其刻意將《左傳》重心轉移到“不書叛”並將“不書叛”與“不能專”相聯屬，以申發叛者不能專有大邑之義。劉歆隨之憑據所革新的“不書叛”例對他處經文進行解釋，以貫通全經。如莊公三年經“紀季以酅入于齊”，傳雲“紀季以酅入于齊，紀于是乎始判”，劉歆雲“不言叛，不能專酅也”。
爲彌縫字例不相融通之處，劉歆甚至憑據《左傳》所示他處經文字例來裁斷本處經文。桓公十七年經“葬蔡桓侯”，劉歆雲：“杞伯稱子，傳爲三發，蔡侯有貶，傳亦宜說。史書謬誤，疑有阙文。”劉說層層遞進。一，《春秋》書杞多稱“伯”而三處經文書“子”，意在貶杞，《左傳》揭示了經文貶責之義。二，《春秋》書國君之葬本應稱“公”而此年經文並不稱“公”，《左傳》也理應揭示經文貶責蔡侯之義，但《左傳》未出傳文。三，至于《左傳》未出傳文之由，劉歆直接歸根于《春秋》自己之阙文。
旁采公、穀而與《左傳》不合
章太炎稱劉歆“旁采公羊而與傳例不合”（《春秋左傳讀敘錄》），實際上劉歆兼用公、穀字例。成公十七年經“用郊”，《左傳》不出傳文，公、穀皆雲“用者，不宜用也”。劉歆雲：“諸言用，皆不宜用，反于禮者也。”其襲用二傳之“用”字例，對“用”予以反向釋義，解“用”爲“不宜用”。
反向釋義本是公、穀構建字例的基本方式，而非《左傳》之法。二傳多“立者，不宜立”“致者，不宜致”之字例，劉歆卻襲用此法來解說《左傳》。桓公三年經“有年”，《左傳》不出傳文。劉歆卻說“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”，其取法二傳，革新了《左傳》字例。
劉歆甚至繞開《左傳》而根據二傳義理來诠釋經文。莊公九年經“齊人取子糾殺之”，《公羊傳》雲：“其稱子糾何？貴也。其貴奈何？宜爲君者也。”《穀梁傳》雲：“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，以公爲病矣。”公羊認爲子糾宜爲君，穀梁對魯殺子糾予以貶責。《左傳》則站在齊桓公立場敘事而視子糾爲作亂者。但劉歆雲：“稱子者，愍之。”其據公、穀而不用《左傳》，故而以“愍之”诠釋經文。
莊公二十九年經“春，新延廄”，《左傳》雲：“春，新作延廄。書，不時也。”劉歆雲：“言新，有故木，言作，有新木。言廄不書作，所用之木非公命也。”經文無“作”而傳文有“作”，我們據此差異可知，劉歆前半句“言新，有故木，言作，有新木”是在解釋傳文，後半句“延廄不書作，所用之木非公命也”方是對經文的解釋。
劉歆前半句對《左傳》的解釋直接援引了公、穀二傳。《穀梁傳》曰“其言新，有故也”，《公羊傳》曰“修舊也”。可見，劉歆是利用公、穀來解釋《左傳》傳文。劉歆後半句對經文的解釋則有意偏離了《左傳》。《左傳》強調經文之義乃在于貶斥魯公濫用民力，劉歆則推闡經文“不書作”之例而強調臣子違背君命之義。劉歆對經文的诠釋已然遊離于《左傳》之軌則。
征引《周禮》《逸禮》而與《左傳》不合
劉歆征引《周禮》以釋《左傳》，旨在強調《左傳》並非普通史著而是備載周禮之大典。隱公四年經“公及宋公遇于清”，《左傳》曰：“公與宋公爲會，將尋宿之盟。未及期，衛人來告亂。夏，公及宋公遇于清。”劉歆引《周禮》“諸侯冬見天子曰遇”以釋傳，進而釋經。他解“遇”字爲諸侯觐見天子的冬遇之禮，進而指出經文有貶斥魯、宋僭越周禮之深義。
但是，劉歆據《周禮》解“遇”爲冬遇之禮，實與《左傳》不合。《左傳》只是記載魯公與宋公會晤，並未論及禮制。並且，《春秋》中“遇”字甚多，如隱公八年經“宋公、衛侯遇于垂”，僖公十四年經“季姬及鄫子遇于防”。然通觀《左傳》，傳者從未以冬遇之禮解之。
除直接征引《周禮》外，劉歆還征用《左傳》他處記載周禮之傳文來解釋本處經文。定公八年經“盜竊寶玉大弓”，《左傳》雖詳細記載了陽虎作亂的過程，但並未對“寶玉大弓”作出解釋。劉歆卻認爲“寶玉大弓”乃“夏後氏之璜，封父之繁弱，成王所以分魯公也”，從而賦予名物以周禮之內涵。
劉歆實際上援引了定公四年傳文：“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，于周爲睦。分魯公以大路大旂，夏後氏之璜，封父之繁弱，殷民六族……以法則周公，用即命于周。”經過劉歆的引證與解釋，“寶玉大弓”便上升爲彰明周公禮樂制度的重寶，而“盜竊寶玉大弓”也就被賦予了憂懼禮崩樂壞的重大意義。深言之，劉歆以周禮诠釋《左傳》，進而重釋經文，實質上乃其主張通過複興周禮來倡導政治變革的理論表達。
爲彰顯《左傳》的禮制意義，劉歆還援用《逸禮》以釋《左傳》。闵公二年經“吉禘于莊公”，《左傳》曰“速也”，讲明禘祭提前舉行，不合禮制。劉歆以《逸禮》“皆升合于其祖”釋“禘”祭，強調“禘”爲大祭，越发凸顯了《左傳》記載“禘”祭的禮制內涵，從而強化了對魯公違制的譏刺之義。
劉歆據《周禮》《逸禮》以釋《左傳》，雖不合《左傳》本義，但使古文經籍相互發明，這恰與其求立古文經學之動機相契合。而劉歆從《左傳》推衍禮制意義以斥違背周禮之行徑，又與其假周禮以革新時政的追求相一致。
我們通過上述論證可以斷言，劉歆乃《左傳》诠釋學史上的首座岑岭。首先，劉歆真正開創了《左傳》義例學，其以革新《左傳》字例的方式來創發《左傳》義例，直接啓發了之後的賈逵與許淑；其次，劉歆絕非不用今文家說，其援引公、穀诠釋《左傳》的方式，更爲賈逵《左傳》诠釋學所沿用；最後，劉歆征引《周禮》《逸禮》以诠釋《左傳》，進而闡明《左傳》的禮制意義，乃鄭玄“左氏善于禮”之先聲，而其以《周》《逸》《左》互參互證則成爲服虔以“三禮”釋證《左傳》之導引。
——發布于2024年3月25日《灼烁日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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