會議伊始，甯稼雨強調了精神修養與專業基礎的重要性。他指出，“士”的影響力在于探索真理，並爲人類發展提供哲學參考與偏向引領，爲人類社會的發展貢獻力量。他提到，“稻粱謀”與“帝王師”之辯，體現了對知識與道德的雙重追求。甯稼雨強調“常立志”與“立志常”的關系，並提到了“舍得”二字，告誡學子們要明確這一生最想追求的是什麽，要“立常志”。在專業基礎方面，甯稼雨闡述了知識結構的多樣性，他強調，文獻搜集與處理能力的提升，尤其是對工具書、紙本文獻與數字文獻的掌握，是研究者必不行少的技术。除此之外，邏輯思維、思辨能力的培養對于人文社科研究者而言也是極爲重要的。在研究中，研究者不能完全凭据學術規範來，過分強調學術規範極易損失自己的學術思想。接著，甯稼雨進一步提到創新能力是推動人文社科研究的動力，研究者們需要做到“創新”與“知舊”，要把前人所做的往前推進一步，而不是簡單重複。

講座現場

講座的第二部门深入探討了研究範式的看法。甯稼雨指出，研究範式有三個焦点要素，分別是本體論、認識論與要领論。他提出，“範式”作爲學術研究的統一，它的價值體現在統一性、規範性和重複操作性上，但也面臨著局限與軟肋的問題。“範式”看法自己來自西方，所以背後隱含的問題就是它是否能夠在中國套用。結合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案例，甯稼雨探討了文體史與作家作品的研究範式，分析了其貢獻與局限，並提出以故事類型研究爲焦点，發展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新範式，以彌補傳統研究的不足，逐漸做到“以中爲體，以西爲用”。

在研究要领的討論中，甯稼雨對中國古代與西方的要领做了對比，強調古文經學的考據與今文經學的義理應當結合，同時吸收西方哲學的影響。他指出，現代中國學術研究應跳出“非此即彼”的思維。同樣以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爲例，他提出“實事求是”的研究要领，即在研究對象、研究者和研究條件的基礎上選取適合的要领論，強調文史兼顧、考據義理並存的重要性。

面對人工智能這一新挑戰，甯稼雨結合自己三十年來的經曆，詳細介紹了計算機技術的演變，從早期的台式機到如今的智能手機，以及在文獻處理和數字化領域的應用，這都對他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大的幫助。盡管人工智能爲信息整合提供了優勢，但也有其局限——信息的投喂與算法判斷可能影響結論的准確性。他強調，研究者在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時，必須對所有信息進行嚴格的核實與驗證，以確保研究结果的有效性。